平岸小桥千嶂抱

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原耽短篇】热带岛屿爱情故事

又名:瞎编排老师要什么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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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觉得新加坡和新山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新加坡的食物是新山拙劣的复制品,价格却要比后者贵上一两倍。要说哪里比马来西亚更现代化,大概就是高楼比新山稍微多一些而交通状况没有吉隆坡那么堵塞罢了。

当时我19岁,来新加坡念化工。我室友也是马来西亚华校生,念计算机的,当年计算机还不是什么令人趋之若鹜的专业。他来自怡保,华文也是第一语文,我跟他很谈得来。我跟他聊起故乡的时候,旁边中国来的学生还以为我们在聊中国某个矿泉水牌子。第一天安顿下来之后我同他去附近的一家小贩中心吃怡保鸡米粉。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想新加坡和新山太像了,距离又近,我并没有什么思乡之情,而他却也许不一样。新加坡的怡保鸡米粉口味还不如新山的重,比起怡保的更是差之千里,但对于精力旺盛的年轻男生来说,热呼呼的一碗食物就令人愉悦。我们俩一人吃了一碗,又分了一碗,还去旁边的鸡翅档买了四个烤鸡翅分了吃,另外还喝了加柠檬的甘蔗汁和啤酒,吃得不顾天荒地老斗转星移。在小贩中心的嘈杂声与鸡米粉蒸腾出的氤氲水汽间,他用一句突兀的英文跟我说,I’m gay.我看了看他喝了一大半的甘蔗汁和只抿了两口的啤酒,觉得他应该不是醉了。我虽对此并不会不接受,但在价值观仍算保守的千禧年代之初,我对第一天认识的人突如其来的出柜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应对经验。他跟我说他想去荷兰念研究所,然后在那边定居。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来自怡保的小镇青年大概自然而然地就有着比新山这种被消费侵袭的旅游城市的青年更多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理想主义。我内心对于去荷兰念研究所的计划不置可否,但表面上则是习惯性地应承,与他举杯将甘蔗汁一饮而尽祝他成功。

 

(二)

大二我也出柜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则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起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熟悉和别无选择。我们第一次是挤在我极小的床上。当时我们假期留校,宿舍整层楼都没有别的人,关上门就是一个封闭的天地,可以肆意妄为。于是我们在床上发出了年轻人第一次应该有的尖叫。后来还有很多次,不过假期已经结束了,门外常常传来猫叫声、合唱声、篮球在地板上的弹跳声和一群男生讲了黄段子后的哄笑声。所以我们不敢发出声音,这导致屋内反而静得出奇。我们有空的时候会把两张床并在一起,怕热又不愿清洗的时候诉诸地面,偶尔在椅子上搞骑坐式,我仰头汗珠被吊扇吹落,手紧紧抓住椅背,有一次竟抠下来一个我一直没发现的伏在我椅背上的看了令人作呕的废弃白蚁窝。

 

(三)

那两年我显然被他的理想主义所感染,不说荷兰,但起码一心想跟他到西欧或者北美去。这样我们就像很多青春小说里写的那样,周末一起去图书馆,考前一起喝着咖啡念书念到深夜,假期也不大回家,挣实习经验或是打工攒未来的旅费、学费。学期初有钱的时候一起去吃好的,学期末拮据的时候则一起去自动售卖机买冬炎味的即食面。日子平静地过去,我们什么都不想,直到那年父亲去世,我回到新山,母亲问我,你真的要这样一走了之吗?我不知道她知道多少,是只知道我想走,还是连同我的恋情一起知道。总之那之后我陷入了忧郁症。我没有立即放弃之前建构的梦想,但也没有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产生反抗的力量。我只是患得患失,亲情爱情都不愿丢掉。我本身也没有很高的天资,这样久了,成绩明显降了下来,达不到申请国外研究所的标准。他很为我着急,也想替我补习,无奈隔行如隔山,除了共同修的两门数学课,他也无能为力。于是我就看着我漂浮在空中的梦想渐渐被忧郁症拽着沉下去,沉下去。很多年后我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其实你的忧郁症可能是你潜意识给你找的一个自以为两全的办法,你在听母亲说那句话的时候就选择了亲情,可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不愿意告诉他自己的懦弱,于是你自损八百地用忧郁症把自己的成绩拖垮,这样你和他的约定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我想那是一个进步了的时代,至少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咨询师聊这件事了。

 

(四)

毕业之后,我去一家石油公司做钻井平台的工程师,被派往世界各地,一去就是几个月,回新加坡待几个月后又被派出去,但薪水也高。我跟母亲说趁年轻要多攒点钱,其实我和母亲都知道我选这份工作是一个妥协,我对她不放我走心里仍有怨气,所以要有这一年几次的远走高飞,但也不愿意真放下她,不然我的牺牲就毫无意义了。于是我去了世界各地的钻井平台,发现世界各地的海都是一个样子,我在浩瀚无垠的蓝色中矫情地自我放逐。我的工作本身其实很清闲,这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写日记、冥想、读他留下的一切文字信息,无论是当年琐碎的简讯还是他在我数学讲义上留下的演算和笔记,都值得再三琢磨。有一年春节,我刚好在墨西哥湾,离他所在的杜克大学并不远,而我当时已是新加坡籍,临时入境美国并不需要签证。当时钻井平台上不止我一个化学工程师,我作为华人,农历新年要请假也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批准,可我最后还是没有去。如果我不能放下他的话,我至少不能去给他忘记我的这个过程施加反作用力。然而当我后来回到现代文明当中看见他在农历新年那天更新的脸书,又觉得后悔。他不常写po文,但那天他说很想家,有中国留学生和导师请他去吃饺子,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不必让他们还得处处照顾他相似又不同的习俗。我多希望那天自己去陪了他,用来自南洋的春意抚慰他客居的孤寂。

 

(五)

我在海上漂了一些年,母亲病了,我就回到了新加坡做化学老师,又把母亲接来新加坡方便照顾,其中的签证手续也让我焦虑了好几个月。我还不满三十五岁,又未婚,还不能买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又因为购买公寓还是吃力了些,所以只能继续租房。不过我租的房子条件还不错,又有母亲在,这出租屋也很像一个家了。我白天在学校应付一些或刻苦或令人不省心的学生,偶尔在跟学生讲人生道理的时候看似随意地提到一位“my best friend”。夜晚回家,母亲总是已经做好了饭等着我。我偶尔也跟他联系,他有时有恋人有时没有,但作为一个亚洲人,即使在gay圈,也不免受到诸如“small dick”这样刻板印象的困扰。偶尔也有合适的人,但人有旦夕祸福,总也不能长久。有一天我骂我几个学生回家已经九点多了,以为母亲已经睡了,想去厨房把饭热热就吃,没想到母亲还在等我,见我回来就进了厨房,我洗完脸出来后,她已经做好了一碗热腾腾的怡保鸡丝粉。我看到后眼圈不自觉地红了。她唤我去尝,我走过去坐下,不知她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便只敢埋头苦吃。

“好吃吗?”

“好吃。”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别的回答方法。

“明天早点回来。”

“嗯...啊?”

“回来跟我学学做饭。家只有开了伙才像家。以后我不在了,你得有个家。”

 

直到母亲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她那天做怡保鸡米粉是否只是个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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